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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家公司、同一公章

　　2015年4月，某市政府采購中心為某部門采購一批儀器儀表設備。評審過程中，評標委員會發(fā)現投標公司A的投標文件中的《開標一覽表》（價格數據為手工所填）所蓋公章竟然是另一家參加該項目的投標公司B的公章。評標委員會詢問A公司授權代表為何出現這種情況，A公司代表紅著臉解釋說，當時A公司和B公司都在同一家復印店制作標書，兩家公司的工作人員很熟悉，而且業(yè)務上也有往來，標書做出來后，A公司工作人員忙著在標書上蓋章，一不小心弄錯了。

　　這樣的解釋乍看似乎合情合理，但與法不合。一方面，公章在所有印章中具有最高效力，是法人權利的象征，在現行的立法和司法實踐中，審查是否蓋有法人公章成為判斷民事活動是否成立和生效的重要標準。除法律有特殊規(guī)定（如發(fā)票的蓋章）外，均可以公章代表法人意志，對外簽訂合同及其他法律文件，具有極高的法律效力，凡是以公司名義發(fā)出的信函、公文、合同、介紹信、證明或其他公司材料均可使用公章。A公司作為本項目的投標人之一，理應高度重視公章的法律效力，出現如此低級的錯誤實屬不該。而A公司與B公司也不屬于聯合體投標。評標委員會經過層層排除，最終以A投標人主體與投標文件的印章不符為由，將A公司的投標文件作為無效投標處理，A公司對此心服口服，無任何異議。評標委員會未對B公司作出處理，事后無投標供應商提出質疑。

　　上述案例如果按《政府采購法》第七十七條中的“提供虛假材料謀取中標、成交”進行處理，筆者認為，A公司投標文件《開標一覽表》所蓋的公章與采購項目結果不存在必然的因果關系。首先，A公司沒有主觀意愿。投標人參加政府采購活動，其目的是想獲取政府采購合同，既想中標，又把標書做壞，這不合常理。其次，A公司在《開標一覽表》上所蓋公章并沒有證據證明其造假，提供虛假材料謀取中標。如果按《政府采購法實施條例》第七十四條中的“供應商之間協(xié)商報價、技術方案等投標文件或者響應文件的實質性內容”或“供應商與采購人或者采購代理機構之間、供應商相互之間，為謀求特定供應商中標、成交或者排斥其他供應商的其他串通行為”規(guī)定，對B公司作同樣的無效投標處理，證據不足。或許還有另一種可能，即A、B兩家公司互為股東，只是注冊名稱存在差異，這種情形可適用《政府采購法實施條例》第十八條的規(guī)定進行約束。然而，僅從當時的投標文件考察，無法明確得出這一結論。

　　錯將《售后服務承諾函》寫給不相干的人

　　2015年6月，某省集中采購機構為某廳采購一批IT類設備設施。評審過程中，評標委員會發(fā)現投標公司C投標文件中的《售后服務承諾函》所寫的承諾對象竟然不是此次招標主體（采購人），而是另一家與其完全不相干的單位。評標委員會詢問C公司授權代表，C公司代表解釋，是制作標書時出了問題。當時C公司要同時制作兩份投標文件，一個是省里的項目，一個是市里的項目，這兩個項目的內容大致相同，制作投標文件時沒有將項目內容的替換做徹底，造成了這一后果。C公司代表希望評標委員會給予諒解，下不為例，并申請補充正確的《售后服務承諾函》，繼續(xù)參加該項目的評審活動。評標委員會認為C公司的投標文件存在瑕疵是既定事實，即使是C公司的無心之失，也屬于投標文件組成不完整的情形。評標委員會就此詢問采購人意見，采購人代表認為，若允許其補充有效的《售后服務承諾函》，對其他滿足招標要求的投標人是不公平的，而且隱患較大。最終，評標委員會以投標文件未響應招標文件要求為由，將C公司排除出合格投標人范疇。

　　上述案例中，C公司錯將《售后服務承諾函》寫給不相干的人，屬于投標人的失誤行為，主觀上不存在涉嫌造假等意圖。然而，評標委員會詢問采購人代表可否讓C公司補充有效的《售后服務承諾函》，該案的性質或將發(fā)生變化。目前，很多招標文件《須知》都載明“評標委員會有權決定投標文件的響應性只根據投標文件真實無誤的內容，而不依據外部的證據，但投標文件有不真實、不正確的內容除外”等表述，因此，不應允許C公司補充相關材料。若采購人同意其補充，則屬于《政府采購法實施條例》第七十四條關于“惡意串通”中的“供應商按照采購人或者采購代理機構的授意撤換、修改投標文件或者響應文件”的處罰范疇了，因為這種補充行為是采購人的主觀意愿，受處罰的應該是采購人。

　　用戶《滿意度調查表》落款時間為標后一個月

　　2015年7月，某采購代理機構為某高校采購一批軍訓服裝。評審過程中，評標委員會發(fā)現投標公司D在投標文件中所提供的用戶《滿意度調查表》簽署的時間為當年8月的某一天。評標委員會詢問D公司授權代表，D公司代表稱為筆誤。評標委員會懷疑D公司存在造假嫌疑：為了響應招標文件要求，D公司很可能通過非正常渠道，請求有關用戶單位提供了虛假的《滿意度調查表》。最終，評標委員會以投標文件缺乏真實性為由，將D公司的投標文件按無效投標處理。

　　上述案例適用《政府采購法》第七十七條第一款第一項“提供虛假材料謀取中標、成交”，是毫無疑問的，因為造成這一結果和D公司本身存在一定的關系。D公司明知招標文件的要約（要求），卻偏偏有意或無意地提供了不真實的材料，謀求中標，因而評標委員會的判定是正確的。不過，也有人提出了不同看法，認為D公司沒有過錯，錯就錯在為D公司出具證明材料的用戶，應該讓該用戶再次出具證明，證明D公司的《滿意度調查表》沒有作假，但此種做法似乎欠妥。若要證明《滿意度調查表》的真假，不應由出具該證明的用戶來證明，而應由具有痕跡鑒定技術的機構作出才是合理、合規(guī)的。另外，D公司投標文件中的錯誤并不在于《滿意度調查表》本身的真實與否，而是其簽署時間的不真實。因此，評標委員會作出的決定是正確的。

　　此外，筆者認為，在政府采購項目中，除《政府采購法》規(guī)定的“有關資質證明文件和業(yè)績情況”外，采購人、采購代理機構不宜對投標人提出其他無關要求，否則將引發(fā)不必要的麻煩，影響采購效率和采購質量。

    （作者：劉躍華單位：湖南省省直機關政府采購中心）